《蓝色骨头》过审记
“我喜欢看电影，喜欢音乐，这样形式的结合，估计别人也做不了”
徐菲：为什么片名是《蓝色骨头》？
崔健：《蓝色骨头》这首歌是没有歌曲形式感的，是声音的一个聚合物，是一种创作自由。只有这首歌的精神才能够代表这个电影。最起码有十个以上的朋友建议我用《迷失的季节》这个片名，但我坚决不用，因为我觉得《迷失的季节》首先视觉是母亲。第二，它有点像校园题材的电影。都是因为朋友的反作用，我才想到了《蓝色骨头》最后替代《迷失的季节》，只有“蓝色的骨头”才能帮助我找到“迷失的季节”。
徐菲：为什么想做电影？您跟姜文、张元都合作过，会找他们商量吗？
崔健：我做电影就是因为有话要讲。我跟他们经常交流，但我为什么要做片子，就是因为我觉得少了一种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就在我脑子里边，我要不给大家做，就证明不了我的观点，所以我就做出来一个让大家看看。我喜欢看电影，喜欢音乐，这样形式的结合，估计别人也做不了。我也试图让别人做，了解摇滚，又了解电影，找了半天也没有人适合，就想自己试试。
徐菲：做导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崔健：对。从开始写故事，到导演，逐渐增长起来野心，拍完自己还要剪辑，还要配乐，原来做导演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千万不要一个人成为英雄就刨根问底，问他有什么最早的设想，什么都没有。这个电影做到一半的时候它自己就告诉你缺什么，你只要有大量的耐心和时间去跟它互动就完了。你就会发现这块加一个旁白，这块改个剪辑的方式，这块加一段音乐，它自己逐渐就起来了。
徐菲：您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电影里哪些部分是来自您个人的经历？
崔健：没有我个人的经历，故事是我想出来的。我写的剧本大纲是诗歌体的，请朋友做成电影的格式。最后一稿是自己写的。拍的时候，现场推翻了一半。当然会有一些背景，比如说我自己是出生在部队文工团，所以我会熟悉这个气氛，其它故事都是编出来的。
徐菲：为电影找投资困难吗？
崔健：以前的市场不像现在这样。现在是钱追人，以前是找不到钱。这个电影最早04年立项，但投资没到位，黄了。后来是到10年重新立的项。我很幸运，因为我在音乐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可以利用我做音乐的资源，获取到别人来关注我想拍电影的愿望。我敢用两年时间去做剪辑，但大量的人想都不敢想有这样奢侈的机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电影梦就这么死了，没有人支持他们。
徐菲：2010年秋天开机，为什么4年后才上映？在审查方面会有影响吗？
崔健：我们是10年就拍完了，剪辑剪了两年。审查的时候比正常的片子长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徐菲：我记得老导演也是这个片子的艺术总监谢飞还因为审查迟迟不过写过公开信。那目前上映的版本跟最初送审的版本有多大的差别？
崔健：没有太大差别。有一些性感的镜头，有一些关键的人物词给它模糊化了。他们提的意见都挺专业的，他们也怕我的电影故事大梁被改造了，会造成别人看不懂。而且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已经自我审查了好几轮了，我们去探他们的心理，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某种程度上是把它作为一种平等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都是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找出一种共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大家都接受呢。
徐菲：自我审查的时做了哪些改动呢？
崔健：我发现有很多人在自我审核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融入了自我阉割。而我的方法认为自我审查并不是自我阉割，反而是自我鼓励的过程，你越是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你把这事儿再想明白点再说清楚点，要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看看是不是对方就接受了。就怕你说的当不当，中不中的，就变成了一个默默唧唧，含含糊糊的那种，别人最难受。你干脆说透整个故事的结构，你会发现这个电影就能够自圆其说。我认为电影是个生命，就像一个孩子一旦成熟了以后，自己就有调理能力，可能跟导演最初的想象都完全不一样。
徐菲：您虽然是第一次拍电影，但听起来好像跟审查部门还挺有打交道的经验的，是之前的音乐演出积累的经验吗？
崔健：没有，我的第二部片子曾经也被等于是封杀过，没演成。所以他们也知道我在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跟音乐有直接关系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你长期做一件事儿，你给别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形象的过程。
徐菲：姜文导演是您特别好的朋友，他看了吗？
崔健：他早就看了，我剪辑最后终结版之前好几版他都看了。他就说，老崔，你应该多拍。我太喜欢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我认为他是中国电影的奇迹。但我没有能力做成那样。他从中学一毕业就开始上戏剧学院，从小接触的这一套艺术理论，我是做不了。我就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